光阴似箭，转眼又是十年。庆贺《教育研究》杂志创刊30周年仿佛还是昨天的事，现在又庆贺它创刊40周年了。

作为40年来持续关注、不时投稿、常怀期盼的一名老读者、老作者、老朋友（岁月无情，一不留神就成了“三老”），对《教育研究》不免有些特别的感情。于是，在《教育研究》年届不惑之际，就有许多话想说。其中，最想说的，自然是感恩与期盼。

感恩

对于一个人的成长来讲，各种各样的“第一次”有着特别的意义。因为，万事开头难，开了头就不难。有了第一次，才会有第二次、第三次接踵而至的可能，才会开启不断前行的历程。在这个意义上，这些“第一次”往往也就具有“创造个人历史”的意义。

正由于这个缘故，我对《教育研究》一直怀有感恩之心，因为它赋予了我个人学术历程中诸多的“第一次”。限于篇幅，这里只说说其中最重要的“第一次”，即《教育研究》让我第一次对自己从事教育研究工作产生了必要的信心。

有点不好意思的是，1978年高考时，我填报的第一志愿学校并不是师范院校，第一志愿专业也不是教育类专业，因为那时我对教育学没什么兴趣。这样，按照当时的要求，入学后便需要牢固树立专业思想。其实，不要说牢固树立专业思想了，因为进入的“学校教育专业”只是作为“备胎”志愿学校中的“备胎”志愿专业，属于不得已而进之，所以连基本树立专业思想都是问题。刚入学那会儿，就想着能不能换个专业。

可是，在那个年代，换专业谈何容易。事实上，当时几乎就没有换专业这一说。因此，没过多久也就打消了换专业的念头。心想，“备胎”就“备胎”吧，老天对你关上一扇门，也会同时为你打开另一扇门的，就认命吧，顺从天意。结果，所谓专业思想也就这么树立起来了，我也就开始努力学习与思考起教育学来了。

然而，教育学的学习与思考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它不光需要对教育实践有较多了解，而且需要具备哲学、心理学、社会学等诸多人文社会学科方面必要的知识基础。这对于名义上高中毕业、实际上因“文革”耽误了十年只有初一文化水平的我来讲，难度很大。虽说在那个改变个人命运、贡献国家未来成为社会主导风尚的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我和其他几乎所有同学一样，每天都是宿舍、食堂、教室、图书馆几点一线，真是“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般地学习与思考，但毕竟底子薄、基础差，学习中经常遇到拦路虎，思考时频频发生卡壳。渐渐地，我开始对自己究竟是否具备学习与思考教育学的足够能力发生了怀疑，且越来越怀疑。这样怀疑久了，难免会不抱希望，放松努力，甚至会消沉下去，得过且过。事实上，我又开始萌生起若有机会还是得改行的念头了。

好在当时由鲁洁老师领衔为我们开设了教育学课程，这一门课带给我们很多知识挑战和智慧启迪，同时，也引发了我们许多思考。我因对知识学习与智力发展的关系问题感兴趣，有些自己的琢磨，就结合课程学习体会，整理成一篇习作《知识的智力价值及其教学意义》。我自己觉得拙文提出的问题很重要，但对文中所述观点是否言之有理、论述是否合乎逻辑心中无数，遂向鲁老师请教。鲁老师看后反馈说，她对这个问题没有专门研究，干脆将拙作寄给了《教育研究》，让行家去鉴别。

得知鲁老师的反馈后我有点不知所措，一方面十分钦佩鲁老师的自谦与坦诚，非常感激鲁老师的鼓励与推荐，另一方面却极为忐忑不安。因为，第一，拙文只是习作，虽然自感所述问题比较重要，但也自知论证稚嫩而粗疏，且无必要的实证支撑；第二，尽管可以不揣鄙陋向自己的老师请教，没有任何心理障碍，但若将之献丑于“外人”，则不仅担心个人会被贻笑大方，而且担心“南师教育系学生”的水平要让人耻笑（这样的所谓“集体荣誉感”在如今的年轻学子看来或许很难理解）；第三，也是特别重要的一点，《教育研究》这样一份“殿堂级”的教育学术刊物，怎么可能把一所普通地方高校的一名普通的本科三年级学生的一篇习作放在眼里呢？怎么会因为是本科生的习作就降低审阅与认可的学术标准呢？甚至，杂志的编辑怎么可能有足够的时间、精力及耐心去仔细审阅这样一篇习作呢？就这么七想八想，以至于那段时间里竟然失眠了几次。

但完全没有料到的是，《教育研究》很快就把拙文刊登了出来！收到《教育研究》的赠刊，看到拙文就明明白白、安安静静地置身于其中，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我对照留存的底稿，把拙文来来回回自我“欣赏”了好几遍，发现几乎没什么改动。天啦！怎么会是这样！当时的那种惊诧、兴奋、畅快、感激的心情，难以言表。

合上刊物，封面上赵朴初先生题写的刊名“教育研究”映入眼帘。此前一直觉得，刊名这几个字写得不错，刚柔相济，而在那一刻，我还觉得这几个字十分和蔼可亲。我微笑地看着它们，它们竟然也微笑地看着我，仿佛在对我说：研究教育，你能行。

是的，我能行。也就在那一刻，我突然感到自己第一次形成了“我能行”这样一种自我激励意识，第一次喷溢出一种类似于“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的满满豪情，第一次产生了就此在教育研究这条道上一路走下去的职业选择意向，甚至还突然觉得第一次有了可供日后嘚瑟嘚瑟的一项很是“硬朗”的谈资，以至于情不自禁地挺直了一下腰板（自豪的表情）。

总而言之，一种叫作“信心”的东西在我身上前所未有地产生了。不用说，用今天的眼光来看，这样的信心不无盲目、狂妄甚至荒谬的成分，甚是可笑。但要知道，它对于当时已相当怀疑自己的能力、渐趋悲观与消极并再次萌生改行念头的我来说，不啻是一针非常必要、十分及时的兴奋剂。其激励与鞭策作用之大，怎么评价都不为过。

年轻的读者会不会觉得以上所述有点难以置信，简直像在说故事。不错，是在说故事：“故”是过去，三十八年之前；“事”是真事，包括当时觉得刊物封面上的“教育研究”这几个字仿佛也微笑地看着我、我情不自禁地挺直了一下腰板之类的事，均无半点虚构的成分；“说”是实说，是什么，说什么。

期盼

我们正处在一个环境复杂多变、竞争空前激烈、挑战和机遇扑面而来的特殊时期。在这样一个时期里，对于《教育研究》这样一种在全国教育学术期刊“金字塔”中处于塔尖位置的刊物来讲，究竟寄予怎样的期盼为好呢？对于这个问题，想来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就我个人而言，最大的期盼就是《教育研究》办成一份真正卓越的教育学术期刊。

由于“卓越”这个词早已被广泛使用，几乎达到滥用的程度，以至于这里不得不在“卓越”前面添加“真正”二字。所谓“真正卓越”，顾名思义，自然不是那种空有其名的“虚”卓越，或者徒有其表的“假”卓越，而是让人心服口服的“真”卓越。这样的“真正卓越”显然不是行政认定的符号，不是评审投票的产物，也不是数据统计的结果，更不是自我封贴的标签，而是对教育学术研究怀有敬畏之心的读者和作者用自己心中的那杆“卓越之秤”衡量之后予以的认可。这种认可所看重的，不是期刊在种种相关排名中的位列，而是期刊究竟刊登过多少在教育研究发展史上能够留下一点痕迹的值得称道的好文章，是期刊对深化教育理论探索、指导教育实践前行究竟作出过多少值得称道的贡献。

据此衡量，目前我国究竟有多少教育学术期刊敢自信地说自己已经完全可以称得上“真正卓越”了？答案应该不会很乐观。要办成真正卓越的教育学术期刊，需要付出多方面艰苦努力。这里只简单谈及在我看来对《教育研究》而言似乎特别重要的两点。

第一，提高学术质量。区别于其他类型的期刊，学术期刊的要害在于学术。离开“学术”二字，学术期刊本身便无从谈起。在这个意义上，学术质量无疑是学术期刊的核心竞争力。一份真正卓越的教育学术期刊，应当有让人心服口服的学术质量。当然，在功利主义愈盛、浮躁之风愈烈的社会境况中，提高期刊学术质量并不是一件十分容易的事情。

上文中有两处提到《教育研究》的地位，一是所谓“殿堂级”的教育学术刊物，二是在全国教育学术期刊“金字塔”中处于塔尖位置的刊物。应当看到，在一个相当讲究级别的文化与心理氛围中，《教育研究》所具有的这种地位在一定程度上得益于体制的因素，因为它是唯一一份教育部主管的国家级综合性教育理论学术期刊。然而，在对教育学术研究怀有敬畏之心的读者和作者心中的那杆“卓越之秤”的刻度上，并没有“国家级”这样一种标识。读者和作者对学术期刊进行比较和评价时，更关注的是期刊的学术质量。这里有必要特别申明是，学术质量是对学术期刊所发表的所有学术文章的要求，而不论这些学术文章主要属于基础研究的范畴，还是主要属于应用（理论）研究的范畴，只不过对这两种不同范畴的学术文章的学术质量评价标准有所不同而已。实事求是地讲，近些年来，许多教育学术期刊在提高刊物学术质量方面都做了不少努力，取得明显成效，呈现出一种竞争态势。有些教育学术期刊不时刊登出一些好文章，这些文章使得人们今后在研究同类问题时很难视而不见地绕过它们，而是至少必须提及。相信这不只是我个人的感觉。就此而论，已届不惑之年的《教育研究》似乎也需要有一点“危机意识”，在进一步提高学术质量、提升刊物核心竞争力上有更多作为。

对于刊物的学术质量，编者方面想来会有一些具体的专业性标准，而从一个读者兼作者的角度来看，我以为至少需要做到杜绝刊载“假、大、空、平”这四类文章。所谓“假”，是指弄虚作假，包括隐藏事实、改头换面、添油加醋、言不由衷等。这些“假”文章，或者文章中的“假”内容，有些一看便可知晓，因为违背基本常识，有些则需仔细辨识。所谓“大”，是指大而无当，包括宏大无垠、远大无边、高大无比等。这些“大”文章，貌似立意高远，视野开阔，甚或有顶天立地、气吞山河之势，实则让人云里雾里，头晕目眩，很难切实把握。事实上，也极少有读者会郑重其事地试图去把握这些文章所体现的“大”。所谓“空”，是指空空如也，包括言之无思，言之无论，言之无据（不限于数据的“据”）。这些“空”文章，提出主张时横空出世，论证观点时不讲逻辑，呈现事实时止于浮表，解释原因时恣意想象，展望趋势时信口开河。这些“空”文章有时除了标题之外，实际上什么也没有。所谓“平”，是指内容平平，包括平稳无异、平庸无奇、平淡无味。这些“平”文章，缺少新意、缺少特点、缺少己见，说的好像都没错，但却等于什么都没说，让人读后便忘了到底说了些什么。

什么样的文章都会有人去写，“假、大、空、平”的文章也不例外，这是很正常的。然而，倘若这些文章经由编辑之手发表出来，那就不是正常现象了。一份教育学术期刊偶尔出现这样的文章，或也不必大惊小怪，但若不时出现，那就无论如何也不是一份“真正卓越”的教育学术期刊的应有品质了。在杜绝发表“假、大、空、平”的文章方面，期盼且相信《教育研究》依然会领风气之先。

第二，推引学术争鸣。学术争鸣对于人文社会学科的学术发展具有特别的意义。和其他许多领域不同，人文社会学科的学术真正的繁荣、关键的进步，往往是通过学术争鸣取得的。而在推引学术争鸣、推动学术进步方面，学术期刊义不容辞、责无旁贷。事实上，学术期刊在这方面可发挥的作用，理应比报纸、论坛、研讨会等其他媒介的作用更大。

学术期刊通过推引学术争鸣而推动学术进步的主要途径，便是针对研究的重点、热点和难点问题，顺势推出或专门组织自成一家之言的文章，尤其是刊登商榷和反商榷文章。可不可以这么说：刊登商榷与反商榷文章的比例乃是判断学术期刊之活力的一个重要标识。我不太相信，一份从不刊登或极少刊登商榷文章的学术期刊也能跻身于充满活力、真正卓越的学术期刊之列。

《教育研究》在这方面似有较大努力空间。空口无凭，来一点实证吧。下表是我对《哲学研究》、《历史研究》、《社会学研究》、《法学研究》、《教育研究》这几种各自学科领域的所谓“顶尖学术期刊”自1979年至2019年5月所刊登的商榷文章有关情况的统计。表中数字显示，《哲学研究》平均每3.40期刊登一篇商榷文章（含反商榷文章），而《教育研究》平均每10.49期刊登一篇。也就是说，《教育研究》刊登一篇商榷文章所需“平均期数”超过《哲学研究》的三倍。即使和“平均期数”长度位列第二的《法学研究》（7.44期）相比，《教育研究》的“平均期数”也要多得多，达到《法学研究》的1.34倍。总不能说教育领域里需要争鸣、需要讨论的问题天生就比哲学、历史学、社会学、法学等其他领域都要少些吧。

不过，在国内几种知名教育学术期刊中，《教育研究》刊登商榷文章的比例已经是最高的了。方便起见，这里不做实证比较。我想说的是，通过推引学术争鸣而推动学术进步，是我国教育学术期刊普遍面临的一项需要切实重视并付诸实际行动的重要任务，相信《教育研究》在这方面也会一如既往地走在前面。

但愿以上这些拉拉杂杂的文字，能成为庆贺《教育研究》创刊40周年的话语中有意义的组成部分。期盼再过10年庆贺《教育研究》创刊50周年时，杂志社的同仁们不只为刊物在对全国教育学术期刊各种不同排名中总是位居第一而自得，而且为刊物早已当之无愧成为真正卓越的教育学术期刊而自豪。显然，后者更为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