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百年的经验，五十年的经验，近二三十年的经验，有两条最重要：一条是历史不能割断，另一条是世界不能脱离。文明是有它的共相的。从文化学的角度来看，“求同”比“立异”更重要得多。

　　记者：您认为在重建传统的过程中，哪些问题至关重要？或者说哪些原则必须持守？

　　刘梦溪：我现在考虑的是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的历史经验，千年的经验，百年的经验，五十年的经验，近二三十年的经验，有两条最重要：一条是历史不能割断，另一条是世界不能脱离。清代的问题就是它与世界相脱离，它闭上了大门，割断了对外交流的渠道。近三十年以来作为基本国策的改革开放，目标之一就是让我们进入世界的大家庭，不脱离开世界大势来孤立地考虑自己的问题。对历史的反思，对传统的承继，则是要整合自己的资源，为现代化建设所用。因此近年的传统文化受到重视，国学的提倡，当然是理所必至的好事情。

　　可是伴随着大家为重建传统所做的努力，也有一些意外之见和意外之行值得我们检讨反思。比如设立小学生国学班，倒也罢了，却要小孩子们穿上古代的袍服，念《论语》要摇头晃脑，此理我实不可解。

　　又比如有人提出应该恢复黄帝纪历，这个想法显然是不可取的。以公元来纪历，是中国走向世界的必要一步，连纪历都要改变，近代以来我未之闻也。虽然是个别的说法，也够让人感到意外了。又比如去年圣诞节期间，据说有“十博士”提出要抵制圣诞节，这也非常荒唐的。如果在西方，在美国，如果有美国人提出来要抵制中国的春节，亚裔和华裔会认为这是种族歧视，美国的法律也不会允许。最近还有人提出奥运会中国运动员入场服装要穿所谓“汉服”。什么是“汉服”？唐朝的、宋朝的还是清朝的？我们不能不认为这是一种为了传统而忘记今天、为了中国而忘记世界的不恰当的思维方式。

　　文明是有它的共相的。从文化学的角度来看，“求同”比“立异”更重要得多。虽然我们做学术研究不能不区分出“异”，但是区分“异”的目标结果是为了求其“同”。我历来认为，比较文学、比较文化的研究，是通过“异”来追求那个“同”。北大乐黛云教授开始推动比较文学学科建立的时候，她很重视钱钟书先生。虽然钱先生本人不认为自己做的是比较文学研究，但是我们从他的《管锥编》、《谈艺录》中看到，书中充满了对各国文学与文化的比较，而比较的结果和目的，是尚同。他得出的结论是“心同理同”。“貌异心同”一类字眼在他的著作中反复出现。他还有一句很有名的话：“东海西海，心里攸同；南学北学，道术未裂”。钱先生追求“同”，这是非常重要的。真正的大学者不立异，立异不是有学问的表现。

　　当然对现代化和现代性问题的研究，现在很多学者比较一致的看法是，现代化的模式不应该是一个。

　　从历史上来看，以前的两个模式，一个是欧洲的模式，那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现代化的模式；第二个就是北美的模式，它也是对现代化影响最大的一个模式。但是，当东亚兴起之后，特别是中国兴起之后，人们在探讨有没有第三种现代化的模式？中国的现代化过程，与欧洲、北美的模式一定是一样的吗？大家觉得不一定是一样的。其实日本的现代化模式与美国的也不完全相同。

　　尽管人类在文化方面、文明方面还有很多不同的东西，但在人类生命存在的基本价值面前，比如生存的渴望、对灾难的应对等人性的追求方面，人类的共同之处是非常之多的，这不是以国家、民族作为分界的。当前我们重建传统的过程当中，一定不要忘记我们是世界大家庭的一个成员，人类文明当中一些共性的东西、共相的东西，我们也不可以例外。比如现在有的提出你要改学位服，这不一定是明智的作法。那么你索性连学位也不要，因为学位也是国外的东西，中国以前没有什么硕士、博士。但是学位我们当然要！这里有一个知识无国界的问题。配合着中国传统文化的重建，一些传统节日应该恢复原来的位置，我对此是完全赞同的。比如春节已经和元宵节连起来了，在元宵节之前，很多单位都不是一个正式上班的状态，有些单位索性在元宵节之后再上班。像端午节、中秋节，这些中国的传统节日是应该放假的。但是切不可“立异”，一切都要与世界文明的形态区分开来，这个想法是不现实的，也是不聪明的，万不可行的。
我们的文字形成“六书”之后，已经相当抽象化了，脱离了具象，变成了符号。文字的不间断，形成了典籍的异常丰富。这是中华民族的文化生命之源，也是文化传承的载体。我对于丹的《论语》心得持正面肯定的态度。

　　记者：谈国学、研究国学，离不开文本经典的阅读。请您谈谈对文本经典阅读的看法。

　　刘梦溪：人们通常认为，中国文化的特点在于它是一个不间断的文化，我也认可这个说法。前不久去埃及，深为埃及的古文明所震撼。它的法老文字非常美，也是象形文字，但它未能传下来。我想它是太具象了。我们的文字形成“六书”之后，已经相当抽象化了，脱离了具象，变成了符号。文字的不间断，形成了典籍的异常丰富。这是中华民族的文化生命之源，也是文化传承的载体。因此在重新检讨、建立传统的今天，文本经典的阅读是非常重要的。特别是对于青年人来讲，他们认知传统，有时可以通过看实物，像古代的建筑、兵马俑以及博物馆里存放的展品，但比这些更方便的是，通过文本经典的阅读来了解中国的古文化和古文明。因为文本经典是中国文化的典范，它里边含着中国文化的众多信息。

　　这些年中小学的教学内容增加了古典的含量，这是很好的事情。文本经典的阅读风气也有所提升。

　　记者：您怎么看待于丹现象？

　　刘梦溪：我对于丹的《论语》心得持正面肯定的态度。她受到欢迎，首先是赶上了我前面讲的近年对传统重新恢复记忆的背景，一般的民众对传统不是那样的陌生了，甚至有一种亲近感，有接受的需要。

　　当然她受欢迎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她的言语论说方式特殊，当她进入论说状态的时候，她已经离开了自己，她创设了第二话语世界，这个世界是理想的、审美的。她是极富语言天赋的人，别人不容易学到。

　　一般人写文章可以用一点华丽的语言，但是说话就不容易进入这样的语境。然而，于丹对《论语》的讲述，她很快就进入一种语境，这种语境有一点辉煌，有一点华丽，而且还有一种音色之美。我不觉得这有什么不好，不像有些批评者所担心的：《论语》能这样读吗？学问跑到哪去了？问题是，于丹对《论语》的解读只是一种解读方式，她不会影响任何专家对《论语》的解读。她是另外一种传播，这种传播更容易被受众所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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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学和现代学术分科

 

　　世界各国的学术，其为“学”，是相通的，甚至是相同的，不同的是完成“学”的方法、途径和型态。

　　中国哲学和德国、法国以及英国的哲学，研究对象和试图解决的问题，都离不开人、生命、宇宙、自然秩序，都想深入到“玄“或曰“真际”的世界，并希望用玄理给出攸深的结论。中国哲学的“近譬诸身”的讲求实际的特点，固然也，这在先秦儒家那里表现得最为明显。但中国哲学也是从不回避对“玄理”的探究的，这有易、老、庄“三玄”经典为证。朱熹哲学其实已经“玄”得可以了，他说的那个“理”，你能看得见摸得着吗？只不过还有些“拖泥带水”，在纯哲学家眼里还不够彻底而已。但中国哲学的论理型态又是与西方不同的，比如说中国先哲并不以追求体系为能事，而西方哲学恰恰需要体系化。但这丝毫不影响易经、老子、庄子、孔子、墨子，在世界哲学史上的地位。那么又何必用一个笼统的国学与人家各个学科相对应，而不是以哲学对哲学，文学对文学，史学对史学，然后加以比较研究，透过表现型态的“异”，寻找人类智慧结晶的“学”和“理”的大“同”呢。

　　中国传统学术是经史子集“四部之学”，向现代学术转变以后，已为艺术、文学、史学、哲学诸学科所置换，总称作人文学科。中国古代原无社会科学，经济、法律等社会科学，民国以后才开始重建。

　　现代社会国际间学术互动频繁，而学术互动都是分学科进行的，如果人家来的是哲学方面的代表人物，我们对之以国学，来的是史学或者文学团体，我们也对之以国学，岂非笑话。其实胡适当年在号召“整理国故”的时候，就已经提出，要文学的归文学，哲学的归哲学，史学的归史学。因此对中国传统学问作分学科研究，比拢在一起的国学概念要切实得多。实际上也没有哪个现代学人以研究国学自许。假如你向一位研究古典文学或者哲学史或者历史学的学者发问，请教他如今治何学，他大约连古典文学、哲学史、历史学这些现成的概念都不肯用，而是更具体的或唐代文学或明清小说，以及宋明理学或晚清诸子学，乃至宋史、明史、清史等等，已经自己觉得不免空阔。他绝对不敢说，他老先生是研究国学的。

　　如果他讲了，你即使不会被吓着，也会蓦地一惊。

　　国学这一概念其实是有局限的，我们使用的时候，需要小心小心，切不可你也国学，我也国学，大家彼此一下子热起来。更不要花费心思去选举“国学大师”。我们晚学不敢与闻是自然的，我们的长辈恐怕也会望而却步。“国学大师”的名号，不是谁都可以接过来的。盖国学有宽窄两重义涵，宽的就是胡适所说的，凡研究一切过去历史文化的学问，就是“国故学”，也就可以简称为国学。后来大家普遍接受的国学就是中国传统学术的说法，其实也是比较宽的义涵。国学的窄一些的义涵，应与经学和小学联系在一起。不通经学，不明小学，国学大师的称号宜乎与其无缘。

　　---摘自刘梦溪《论国学》，载《中国文化》2006年秋季号、总第23期。

　　《中国教育报》2007年5月23日第4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