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纵观任何一个国家的母语教学，我们不难发现：母语教学的功能不仅仅在于帮助这个民族的子孙“习得语言”，更重要的是通过母语教学的内容，使这个民族的子孙浸润在一种久远的历史文化之中。

反观我国百年的语文教学之路，“文” “道”之争经常喧嚣其上。近年来，随着商品经济文化的凸现和强化，大众文化呈现“快餐文化”的特点。这种文化的价值取向越来越明显的影响着我们的孩子。留心一下我们学生的阅读取向，我们不难发现，很多情况下，我们整个社会的艺术鉴赏蜕变为艺术消费，不再要求鉴赏者“观千曲而后晓声，观千剑而后识器”的高深的艺术修养。这样的一种心态和氛围也影响着我们的孩子。我们的孩子似乎更容易接近“休闲阅读”。他们对经典的文学作品嗤之以鼻，敬而远之。

似乎是认识到了这一点，很多版本的教材在选择教学内容的时候，开始注意“贴近生活”，力求反映现实生活的丰富多彩和平易近人。这种思考无可厚非！然而，我们语文教师，特别是从事基础教育的语文架势，面对着这种现实的文化语境，面对着“文”“道”谁为重的喋喋不休的争吵，究竟该怎样撑起我们母语教学的一方晴空？

或许，等你静心阅读了这篇文章之后，会找到一种精神的寄托，会汲取一份承担历史责任的勇气和信心。这也应该是我们选入这篇文章的初衷。

当语文回归文学：不是放弃责任的堂皇托词

武汉市洪山高级中学　吴平安

生活中包围着我们的大多是娱人耳目的感官之美、浅层之美，却缺少诉之于精神的心灵之美、深层之美。 　　

语文教育之于美育，不应当只是大众趣味的追随者、诠释者，而应该是其批判者、超越者，是高尚生活趣味、审美趣味的倡导者、引领者，是人类精神家园的守望者、建设者。 　　

“新课标”将审美教育以及文学艺术的鉴赏和创作作为课程的基本理念，以国家意志的形式确立之后，重提语文教育的文学回归问题，批判以往的语文教育“不是与文学亲近，而是与文学为敌”，就不再是新鲜话题了。然而，一则在这个瞬息万变的社会转型期，一项方针政策的制定，不一定都能追赶上时代前进的步伐；二则对一项方针政策的解读与贯彻，又往往在实践中出现人言人殊，或左或右的情况，所以旧话题也常常使人生出如骨鲠在喉不吐不快的感觉。　　

快餐化、泡沫化的文化氛围是精神信仰的终结吗？

首先需要强调的是，当代社会正处于转型期，正遭遇亘古未有之巨变。这正是我们今天实施语文美育必须清醒认识并积极应对的现实语境。这一巨变在审美文化领域的突出表现，是经典的美学话语体系正遭到无情地解构。在今天这个商品经济迅猛发展，大众传媒急剧膨胀的消费社会，一个被理论家称为“泛审美化”的文化氛围已经包围了我们。艺术与非艺术的界限正变得越来越模糊，日常生活越来越多地具备了审美的含量并开始以审美的形式呈现出来，当下的审美活动已然告别了康德式的对纯粹精神韵味的追求，而代之以感官的快乐。艺术鉴赏蜕变为艺术消费，不再要求鉴赏者具备“观千曲而后晓声，观千剑而后识器”的高深艺术修养，而以通俗、直观、简单、便捷的“快餐化”、“傻瓜化”方式呈现出来。

这种经典审美观念的终结，还导致了艺术功能的转变。传统艺术所具有的认知—教化功能正渐次消退，而审美—娱乐功能却得到极大的张扬。当代艺术不再以“生活的教科书”自诩，不再承诺给人提供伟大的精神信仰，而仅仅以赏心悦目为能事，以娱乐大众为己任。

无需多么敏锐的观察即可发现，上述对当前文化语境的描述早已不是理论家枯坐书斋的玄思冥想，而是我们身边触目可见、触手可感的现实生活。只需环顾一下我们栖身的都市，只需注视一下我们工作的校园，只需了解一下我们的学生在做什么事、在读什么书，相信年纪稍大些的老师定会生出几许今不胜昔的感叹来。

这种快餐化、泡沫化的文化氛围，对当前语文教学带来的冲击是十分明显的。作为老教师，因为有一个历时性的对比，我的感受便尤为深刻。比如说，上世纪80年代上课时，我可以成功地在作品与学生之间架起桥梁，通过教师的中介，使读者与作者的心灵沟通、碰撞和交融。而衡量课堂成功与否的标准，倒并不见得一定看习题和标准答案，而是看学生中能否出现那种“怦然心动”的场面。那是一种往往只可意会而难以言传的文学对人心的滋润。再看看现在，从客观上讲，我们的教材编选有了突破性的进步，我们的教育理念有了整体性的更新，我们的教学手段有了空前的丰富；从主观上讲，年龄渐长，道行日深，照理说课该越上越好才对，我的感觉却恰好相反。即便是用尽浑身解数，哪怕是声光电一起来，却再也难以使学生感动，更遑论震撼了。而更使我忧虑的，还不是学生对经典作品艺术境界与艺术韵味的疏离与隔膜，而是由伟大人格映射出来的价值观、人生观，那些堪称民族脊梁、人类良知承载的，弥足珍贵的价值观、人生观，已经很难令这一代人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自然就更无望成为他们的精神准则和行为方式了。以至于我心中不免生出几分对世道人心的悲观来：难道快餐化、泡沫化的文化氛围就是精神信仰的终结吗？

语文应该屈身俯就现实文化语境吗？

但是，在对我们身处的现实文化语境进行学理层面的思考之后，我认为语文的文学教育与审美教育，不应该采取全面屈身俯就的态度。在语文的课程资源开发方面，要与“泛审美化”的大众文化语境之间保持必要的张力，以抗拒“泛审美化”的消费主义对人文精神的全面整合与同化。这对塑造下一代的文化品格是绝对必要的。

固然，美的形态和人们的审美趣味、审美方式是多种多样的，但追求利润的最大化，是“文化工业”的不二法门，艺术与审美不过是其借助的手段而非追求的目的。“得鱼而忘荃，得意而忘言。”时尚便意味着短暂而易变，“泛审美化”的大众文化制造的快餐文化、泡沫文化缺乏恒久的价值。建筑在商业利益基础上的审美标准，其形式的、物质的因素居多，善的力量、道德的因素却常常缺席。媚俗乃至于庸俗的东西，都可以被操作炒作成“美”的东西来惑人耳目。

作为对上述挑战的回应，今日语文教育的首要使命，就是回归到真正的审美，就是积极引领、努力提升学生的审美趣味。

不妨反向地假设一下，倘若语文课程标准的设置以全面取悦与迎合学生为出发点，那我们的培养目标将会降格到何等程度？仅以审美能力而言，正如对人体解剖的了解有利于对猴体解剖的了解一样，如果具备了对“艰深的美”的鉴赏能力，对生活型、娱乐型审美文化的解读当不在话下。我心目中理想的语文教育，应当引领学生登上思想的、美学的、哲学的制高点，并且对泛审美化语境之下学生的生活与学习，即我们津津乐道的“大语文学习”保持一种批判性的介入。不言而喻，语文课程的德育与教化功能，就成为一个无法绕开的问题。

为了强调语文教育要向文学回归，突出其审美功能，有些人对语文学科的德育教化功能以及“文以载道”颇不以为然，认为“每个学科都存在德育问题，但语文课毕竟不是思想政治课”；说“语文课不是教化的奴仆”，这话无甚大错，我也曾经历过将语文课当作思想政治课来上，乃至于当作阶级斗争工具对待的年代，对其谬误有切肤之痛。但国人的线形思维习惯却常常喜欢在两个极端之间左右摇摆，要“拨乱反正”，则势必要“矫枉过正”。当就语文学科的文学教育与审美教育的重要性达成共识时，德育与教化的功能便仿佛成了避之唯恐不及的东西。似乎只要一沾德育与思想性的边，便意味着观念的落后与思想的僵化，意味着把语文教育拉回到“文以载道”的老路上去。

文以载道是一条走不通的老路吗？

“文以载道”是一个颇多争议的问题。此说虽有贬低以至取消“文”的独立地位，仅视“文”为宣传封建伦理道德的狭隘工具的一面，自“五四”以来常受人诟病，但另一方面，正如宗白华先生所言：“‘道’具象于生活、礼乐制度。‘道’表象于‘艺’。灿烂的‘